8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产业蓝皮书》并提出，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转型措施过于密集，我国产业竞争力在国际上下降了，并面临潜在的产业竞争优势断档风险。

　　我国产业竞争力真的由于转型下降了吗？如何防范潜在风险？南都综合采访分析获悉，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依然强劲，这并不仅限于低价优势。在影响诸多出口的因素中，工资上涨无损产业竞争力，相反人民币升值可能影响更大。在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政府仍应给予更多支持，同时，也要加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

　　产业竞争力下滑有争议

　　在中国社科院昨天提供给南都的2010年《产业蓝皮书》资料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论述，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企业成本上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已经出现下降。他分析，从一些企业反映的情况看，危机爆发前，企业总成本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能源、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幅度平均在20%以上；资金成本上升20%～30%；劳动力成本上升20%～30%；因人民币升值而造成的汇兑损失增加，平均超过5%；出口退税减少，平均超过5%。这些因素同时作用，使很多企业变得十分脆弱，出现经营困难。

　　而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力保增长，使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出现了明显回升。但在国际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提升其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是出现了下降的苗头。2010年3月，中国26年来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张其仔认为，这种格局虽然可以减轻中国平衡国际贸易的压力，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在国际上下降了，对这个苗头应引起高度重视。

　　不过，上述结论或存争议。香港贸发局今年6月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竞争力基本上是以出口表现来衡量。虽然近年内地生产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但据世贸资料显示，在全球制成品贸易中，中国出口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加，由2000年的4.7%扩大至2008年的12.7%，显示上升趋势。报告分析，尽管亚洲新兴生产基地在海外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但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制造业优势。劳工成本的差距，促使一些买家和生产商重整部分生产安排，以获取其他亚洲经济体系劳工成本较低之利。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系的产品，很多都是劳动力密集和技术层次较低的产品。而中国的整体竞争力不限于价格优势，而是基于一篮子的因素，例如产品的质价比、基建支援、交付时间以及灵活变通的能力等。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利文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产业竞争力以及转型的效果，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考察评估。广东乃至全国的产业转型切实推进，都是近两年的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并不好下结论。

　　产业竞争优势形成“真空”期？

　　虽然我国产业竞争力是否下降仍无定论，但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因素会损伤产业竞争力，从而便于防范应对。目前推出的转型措施中，重要的一项是提高工人工资，从而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提高，该因素会损伤产业竞争力吗？对此，高华证券发布研报认为，工资上涨并未损伤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制造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基本抵消了工资增长的影响，因此我国劳动力成本仍保持在低位。2000-2005年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主要是中国生产率提高更快速度比美国快。

　　在高华证券看来，中国相对美国的竞争力优势被部分逆转，主要是因为2006-2009年期间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而继2005-200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了17.5%之后，目前中美两国实际工资增长的差异几乎足以抵消2007年来逐渐收窄的劳动生产率缺口。如果生产率和工资增长差异继续当前的势头，那么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由此，可能损害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是工资上涨，而是人民币升值。高华证券认为，目前中国相对美国的产业竞争力已重新平衡至2002年的水平，目前人民币没有大幅升值的必要。相较之下，工资上涨不仅无损竞争力，还能推动国内消费。

　　此外，社科院蓝皮书认为，中国面临潜在的产业竞争优势断档的风险。社科院研究员张其仔分析，我国正经历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型期。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面临较大的竞争优势断档风险。一些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会失去竞争力，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一时难以形成，在竞争优势上形成一个“真空”期。蓝皮书中说，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

　　如何应对这一风险？社科院蓝皮书建议，要加大传统优势行业关键技术的开发，防止传统优势行业竞争力下滑，其次，要加大对未来关键性引导产业的关键技术开发，选择一批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扶持、引导。最后，要优化进口产品结构，加大技术引进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引进力度。

　　转型措施出台过密还是不够？

　　在社科院蓝皮书看来，我国产业竞争力之所以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转型措施出台过于密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分析，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之所以出现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当时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可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企业经营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因难以适应政策的调整而停产、倒闭。如果这些政策不是密集出台，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加以化解；而集中出台，造成综合性成本上涨，很多企业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不少企业都是因综合性成本上涨而关闭、停产或收缩业务的。

　　张其仔认为，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一些地区第二产业的增长下滑较快，增长率就受到了影响。一些地区在传统产业发展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后续接替产业难以跟上。而在产业链的升级上，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急于实现向高端转移，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大幅度的政策调整、高强度的政府推动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这种做法在张其仔看来有些操之过急。

　　不过，王利文告诉南都记者，他曾到珠三角企业调研，发现对企业的转型支持措施不是过密，而是不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已定的前提下，企业已经认识到要向创新型企业发展，也希望转型。目前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还可以再加强一些。已有的支持政策确实让企业得到了实惠，但这些得到实惠的企业一个地区只有十几、几十家，跟数以万计的其他大部分企业相比，显得太少。

　　而香港工业总会所做的调研报告也显示，在中国提高薪资的同时，东南亚的工人工资也跟随上涨，珠三角港企认识到，迁厂只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还是要尽早转型。只是希望政府多一些支持转型升级的措施，比如技术指导、融资安排等。社科院蓝皮书亦提出，政府应为中小企业的出口提供技术支持，协助中小企业实施产业升级。